8月24日，河南淅川縣滔河鄉張莊村，一家移民在自己已經被拆過的房前合影。

　　美麗的丹江水，發源于秦嶺深處，自陜西洛南縣一路南下，緩緩流淌到豫、鄂、陜交界的南陽市淅川縣縣境內。這里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一池清水從這里開閘北上流入北京、天津。

　　丹江水畔，與庫區相伴而生的人，注定要一次次搬遷移民。

　　這次因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利樞紐大壩從162米加高到176.6米

　　8月25日，河南省淅川縣滔河鄉張莊村1192人搬離庫區，當地對外宣布：河南省南水北調丹江口庫區移民的集中搬遷基本完成。這背后，則是一個個可觸摸到的移民故事，他們用無私奉獻的精神譜寫了悲壯的移民之歌。

　　講述者：河南日報農村版記者趙川

　　“移民記者”用雙眼記錄搬遷

　　在庫區，趙川問了很多人“知道為什么搬嗎”，“知道，北京渴”，“這是個大工程，為了國家”。雖然，很多人有萬般的不舍。

　　在進入淅川縣境內的公路上，“淅川歡迎你”的牌子右方便是“南水北調是大局、是責任”和移民宣傳標語。淅川縣是河南唯一一個南水北調移民遷出縣。

　　在丹江口庫區，172米水位線是一個“無情”的數字。以水位172米為淹沒線，線下的全部動遷移民。

　　這個數字對應的是南陽市淅川縣11個鄉鎮、184個行政村、16.2萬移民。近10萬移民要遠赴他鄉，遷往幾百公里之外的新鄉、許昌等地。

　　河南日報農村版的記者趙川，自2009年8月南水北調中線庫區試點移民起，2年時間里跑遍了11個鄉鎮的140多個移民村。趙川說，一年時間里她有300天來往于移民村，“都成了移民記者”。

　　她用雙眼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移民故事。

　　那些要搬走的人中，最大的102歲，最小的才出生24小時。

　　她說，最悲情的是一個82歲的老太太。在淅川縣盛彎鎮，那位老太太和家人走之前去祭拜祖墳。在墳頭上跪罷，老太太念叨了一圈去世的老伴、祖宗們，“以后隔山擋水的，不可能再來了……”話未說完，老太太悲從中來，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沒起來。

　　在庫區，趙川問了很多人“知道為什么搬嗎”，“知道，北京渴”，“這是個大工程，為了國家”。雖然，很多人有萬般的不舍。

　　趙川說，丹江岸邊小學一年級的學生都知道，他們是移民，早晚有一天要搬走。但推倒自家房屋、背井離鄉、揮別先輩的無奈，“那種撕裂感，沒有經歷過你無法體會”。

　　一些上了歲數的人，在搬遷中甚至帶上了棺材。很多村民從葡萄樹、夾竹桃上取個枝子帶走，有的跳入丹江灌上一瓶清水。趙川跟著搬遷的車一同到安置地，“車門打開，已經實現機械化的當地村民看到移民帶來的柴火棒子、農具、噴霧器，一個勁說‘咦，真窮’，其實，他們就是舍不得扔掉”。

　　而老家的一磚一瓦、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從此只在移民者的夢中。

　　講述者：九重鎮黨委書記徐虎

　　“最富辣椒村”里的無私村民

　　“那么好的地方，你去說說，勸勸，他們就走了，老百姓最樸實”。“看到一個漂亮的村莊，瞬間殘垣斷壁，每一個移民干部都會哭”。

　　現任九重鎮黨委書記的徐虎，曾是香花鎮黨委書記。香花鎮占這次淅川整體移民數量的六分之一。

　　淅川縣香花鎮有全國最大的辣椒市場，鎮里三分之一的人做辣椒的購銷，2007年經商務部命名為“雙百市場工程”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之一。徐虎說，這個鎮的辣椒市場具有定價權，香花鎮打個噴嚏，能影響全國的辣椒價格。

　　劉樓村是香花鎮最富的村，在這次拆遷中，村民需全體搬遷。徐虎介紹：“村民中20萬元以上的車有80余部，大小運輸車輛40余部，沒有一個人愿意搬遷。”

　　去年12月,上級任務下來后，鎮上開始動員劉樓村搬遷，時間在今年8月前。徐虎帶著村干部去看安置地，回來后，“村干部說，你把我撤了算了，不撤我，這個活我干不好”。

　　安置地在鄧州市裴營鄉，地質差，20公分土層以下全是石頭，交通也不行。徐虎說，他也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匯報安置地不對等。今年初，相關領導讓徐虎死了這條心，“安置計劃由河南省委托長江水利委員會作出，2003年已作出，任何人不能改”。

　　頂住巨大的壓力，香花鎮開始對劉樓村采取分批次說服的辦法，將村民分成村干部和干部親屬、民間領袖等批次，干部分包做工作講優勢。

　　動員前期，村民和鄉鎮干部處于膠著狀態。“你去了，老百姓不見。夜里去了，天寒地凍，鄉干部正在說話，老百姓冷不丁地用涼水潑你”。但在兩個月的時間里，徐虎帶了68個批次的移民前往安置地考察，并給移民做工作。

　　老百姓的顧大局、識大體，讓徐虎很是感謝他們，“那么好的地方，你去說說，勸勸，他們就走了，老百姓最樸實”。“看到一個漂亮的村莊，瞬間殘垣斷壁，每一個移民干部都會哭”。

　　趙川也講了一個故事。一位76歲的老太太，偏癱。搬遷當天早上，兒子背著她，“她還說不想走，守著老窩算了”。但上了車，在遷往許昌的7個小時途中，拿著發的雞蛋、火腿和水，老太太不吃不喝。“我說，老奶奶喝點水吧”。“不行，還得上廁所，不能給大家伙添麻煩”。

　　講述者：南陽市移民局紀檢組長吳家寶

　　想盡力幫助移民適應安置地

　　少數移民則在多次搬遷中，過著“野人”生活。吳家寶說，2005年南陽市移民局的同事去丹江岸邊考察，看到一戶人在深山里隱居，只有一件像樣的衣服，“不知今夕是何年”。

　　淅川移民史整整持續了半個世紀有余。

　　2002年12月，朱镕基總理宣布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從設想到變成現實，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早在1952年，毛澤東在河南視察，他登臨鄭州邙山，俯視腳下滔滔黃河，說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嘛！”

　　隨后，丹江口大壩被賦予這一新的神圣使命，丹江口水庫的設計藍圖從而調整為“遠景南水北調，近期蓄洪灌溉”。

　　建水庫必先移民。

　　淅川最早的移民即在丹江口大壩開工建設的次年。1959年淅川縣2.2萬余人移民青海，1961年，淅川縣又有2.6萬余人搬出庫區。

　　現任南陽市移民局紀檢組長的吳家寶介紹，初期的移民并不順利，移民們帶著7天的干糧和配發的軍大衣，坐著火車到了青海，卻發現開墾荒地條件艱苦，軍事化的管理很難適應，很快陸續逃了回來。“有的人沿著鐵路線乞討，凍死餓死的不少，在青海留下6000多人，余下的都逃了回來”。

　　1966年至1968年，淅川移民分批遷往湖北省荊門、鐘祥兩縣。但問題再次出現。吳家寶說，移居湖北移民由于生活所迫，與當地居民發生摩擦，移民陸續返遷回淅川。

　　倉房鄉75歲的王云漢老人，先去青海、后去湖北，中間又幾次返遷，這次又去鄭州，其間搬了將近6次家，“一生處在顛沛流離狀態”。

　　成群結隊返遷的移民，蝸居在丹江岸邊。吳家寶說，沿江村便是由逐水而居的移民歸攏到一起產生的新村落。他們在岸邊打漁為生。“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淅川縣才解決了他們的戶口”。

　　少數移民則在多次搬遷中，過著“野人”生活。吳家寶說，2005年南陽市移民局的同事去丹江岸邊考察，看到一戶人在深山里隱居，只有一件像樣的衣服，“不知今夕是何年”。

　　2003年，國家還提出庫區停止建設新房，一些移民只好住在破舊的房子里等待著隨時到來的遷移。吳家寶說，庫區移民幾代人流離失所，為國家做出了重大犧牲。他最想做的是，能盡力幫助移民適應安置地，并有好的生活。

　　隨著大壩的每一次加高、水位的上升，一批批人加入移民大軍的行列。從初期開始，淅川縣共移民40萬余人，這在水庫移民史上史無前例。

　　后續

　　移民博物館的集體記憶

　　吳家寶說，移民的后續發展很重要。按照慣例，移民的不適應期一般在3個月，安全穩定期需要3年。“不適應的突出表現是集中返遷，現在還沒有發生”。

　　徐虎說，移民起初對安置地不熟悉，他在致移民鄉親的一封信中，特意將電話號碼留下。有移民會打電話給他，詢問為什么新的耕地還沒有分、怎么辦低保等事情，他都一一和安置地協調。

　　2009年底，有大河網友發帖，提議在南水北調渠首建一座移民博物館。其在帖子中說：“把所有移民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把所有為南水北調作出重大貢獻的人記錄在那里，讓更多受惠的人記住移民作出的重大犧牲……”

　　在淅川采訪中，記者就此詢問南陽市移民局和淅川縣移民局的相關負責人。他們均透露，有望在南水北調渠首建設移民博物館和移民廣場，但相關的規劃正在等待審批。

　　如規劃獲批，淅川移民將會進入更多人的集體記憶中。（記者 王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