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藥交會，探藥價黑幕！

　　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朱幼棣怒斥：“醫生成了最大的藥販子，為數千年來所未有！”

　　閱讀提示：針對藥價虛高，國家發改委近年來先后29次降低藥價，但是百姓卻始終“沒感覺”，這是為什么？各大主流媒體屢屢曝光某些藥品的醫院銷售價是藥企出廠價的幾倍、十幾倍、幾十倍，但是藥價虛高依舊，這是為什么？眾所周知，有一條完整的利益鏈條在不遺余力地推高藥價，

　　第66屆全國藥交會，12月初在鄭州召開，同時，第二十屆中國醫藥企業營銷高峰論壇也在鄭州舉行。藥商盛會，必然熱議藥價。提及“天價蘆筍片”事件，藥商們依然心有余悸。正是這一事件曝光，把藥價虛高的真相揭了個底朝天。

　　“天價蘆筍片”事件發生在2010年5月。長沙的韓女士患了卵巢癌，在湖南省湘雅二醫院做化療。化療后，醫生建議她服用蘆筍片以輔助抗癌。湘雅二醫院的蘆筍片每瓶價格213元，但是韓女士發現蘆筍片出廠價僅15.5元，市場上每瓶30元就可以買到。記者曝光后繼續調查發現，這種在四川生產的蘆筍片進入湖南省招標藥物目錄時價格已是136元，即便醫院按照國家規定加價15%，售價也不過156.4元，而醫院卻賣213元，是出廠價的13倍多。曝光以后，利益鏈條就收斂了嗎？No，他們依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今年又有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被曝光。這藥在山東的出廠價只有6毛錢，但在北京的中標藥品目錄中是每支11元，醫院再加價15%，賣給患者每支售價12.65元，是出廠價的21倍。

　　還有，山東生產的鹽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廠價僅3毛2，中標價卻是18.49元，醫院加價15%售價21.26元，是出廠價的66倍。

　　十幾倍、幾十倍的巨大利潤空間，由利益鏈條瓜分，這個巨大的利潤空間是對國家、人民的巨大傷害。

　　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條

　　省級代理商和醫藥代表拿到藥廠的某個藥品的代理權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辦法進入各省的招標目

　　錄。過了省級招標采購關，才可以進入醫院。招標采購由各省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想進招標目錄，先找衛生行政部門的招標負責人，紅包是少不了的，少則5000元，高的兩萬元。

　　給招標負責人送紅包后，他會幫忙，提供一個評標專家組的名單，這些專家都需要一個一個“拜訪”，“拜訪”的行情是每人一兩千元、兩三千元。

　　藥品中標后，并非萬事大吉，因為醫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長和藥劑采購科長，根據醫院大小和藥品價格，每個人送兩萬元左右的紅包。”業內人士說，“這兩個人通過后，藥品才算真的進入醫院的庫房了。”

　　藥品進了醫院，還沒有用到患者身上，也就是還沒有最終賣出去。接下來要看藥品適合哪個科室用，然后找到科室主任，談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醫生公關。

　　醫藥代表還得拜訪門診藥房的人，送上禮品、紅包。“這樣門診藥房才會給醫院庫房下單子，藥才會到門診藥房，患者才能取上藥。”

　　“還有一個不能漏的人，那就是統計處方的人，這也是有提成的，業內叫做‘統方費’。”業內人士透露，每個月月初，醫藥代表都要找到統計處方的人，統計具體哪個科室、哪個大夫開了多少藥，“根據統計結果，給開處方的大夫送上他們該得的提成”。

　　有醫藥代表開玩笑說：“藥價為什么會越來越高？你沒看醫院的大樓也是越蓋越高嗎？有些醫生的汽車越換越好嗎？”

　　醫生吃了最肥的那塊肉

　　這個利益鏈條不像江湖上那樣論秤分金銀，斤兩一般多，而是按作用大小各取其利。“藥價虛高里最肥的那塊肉誰吃了？”業內人士說，“當然是開藥方的醫生。”

　　按照潛規則，給開處方的醫生提成，小公司的藥提成比例是藥價的20%至25%；大公司的比例會少一些，是藥價的10%至15%。“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會好一些，除了組織旅游活動，也會贊助會議搞學術推廣，還會贊助醫生到國外參加會議、研修、訪問。”

　　一名醫藥代表說：“我們醫藥代表收入確實不錯，一般每月都有一兩萬、兩三萬元，這些錢全是來自藥品提成。但我們這個收入遠遠低于拿回扣的醫生。”以某種婦科中成藥為例，省級代理的供貨價是每盒10元，醫院的進貨價是39元，然后醫院以45元的價格賣給患者。醫生每盒提成10元，醫藥代表提成5元。另一種治療肝病的中藥，省級代理供貨價是每盒12元，醫院賣54元，醫生的提成可達12元。

　　醫藥代表還透露，越是高價藥越掙錢，越是進入大醫院越掙錢。以某種抗生素為例，賣給患者是132元一支，每次輸液是兩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醫藥代表的提成是5元。“一個療程一般是7天，你想想大夫能提成多少錢？在大醫院，稍微有點名氣的外科手術大夫，每個月光提成就可能有三四萬元。”

　　據醫藥代表介紹，腫瘤藥物和抗生素最掙錢。“有的一兩千元的高價特效藥，大夫開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至800元。”

　　營銷自然人，綽號“藥蟲子”

　　國外大型藥企和國內大中型藥企的藥品銷售環節是自己來做的。但是，目前我國有4000多家藥廠，其中60%的藥廠規模不大，年銷售在5000萬元以下，它們根本沒有銷售隊伍，而藥品的銷售必須靠人來打通各個環節，于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粉墨登場，按照醫藥界的行話，他們叫“營銷自然人”，還有一個綽號：“藥蟲子”。其實就是賣藥的個體戶。

　　“藥蟲子”做小藥廠藥品的代理人，別小看了這些個體戶，他們的能量更大。他們有的是轉行的醫務人員，有的是資深醫藥代表，也有的是政府官員的親朋好友。他們不具備法人資格，往往掛靠在當地某個醫藥公司。

　　據悉，目前全國有上百萬的“藥蟲子”，他們運作的臨床用藥數目巨大。像“天價蘆筍片”，就是“藥蟲子”運作的。“天價蘆筍片”所有利潤中，藥廠占20%，“藥蟲子”占20%，醫生占40%，其余20%是各個醫藥公司的“走票”費。

　　“走票”是醫藥銷售環節的黑幕之一，有“藥蟲子”就有“走票”。以一個出廠價10元、零售價92元的藥品為例，“藥蟲子”以醫藥公司A的名義，以10元的價格從廠家購藥，然后醫藥公司A以20元的價格給另一家醫藥公司B開票，B公司付20元給A公司，A公司只賺其中6%的開票費，其余的9.4元返給“藥蟲子”。然后B公司再將藥品以30元的價格給C公司開票，B公司同樣也只賺取6%的開票費。以此類推，經過若干個公司，最后到醫院的價格為80元，醫院再加價15%賣給患者，這中間就有70元的利潤，而“藥蟲子”需要付出的只是每經過一個公司的6%的開票費，但是最后給醫生的回扣卻是很高的。

　　在整個“營銷”過程中，走的只是票據，藥品其實是從藥廠直接送到醫院的。為什么要這么麻煩走這么多中間環節？干脆從藥廠直接按80元價格賣給醫院豈不省事！可是如果這樣，“藥蟲子”就不能套取現金支付給一個又一個醫生，“藥蟲子”只能通過“走票”來套取現金。原來，按照財務制度，醫院都是以支票的形式付款給醫藥公司的，醫藥公司之間、醫藥公司與藥廠之間也是支票結算，把套取的現金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個醫藥公司，便于套取。同時，多次“走票”，也可以把出廠價較低的藥品一步步變成高價藥，總不能從10元出廠價一下子提到80元。醫院也歡迎高價藥，如果藥價很低，按規定只能加價15%，是加不了幾個錢的。

　　大家常說藥品流通環節過多，經過多級代理，層層加價，導致藥價虛高，以為各級醫藥公司吞噬了利潤，卻原來是利潤的大頭落到了“藥蟲子”手里，又轉到了醫生手里。

　　價格越高越好賣

　　價格一降，該藥必死

　　簡稱“一降就死”

　　醫藥行業另一個潛規則是：中標價越高的藥品，越好賣。

　　在招標過程中，企業通常會提前做公關準備，盡量使中標價格變高，中間的巨大利潤被醫藥公司、醫藥代表、醫院以及醫生瓜分。這樣的藥品“操作”的空間才比較大。很多低價藥消失之謎也因此解開：國家一旦要求某種藥品降價，而利益鏈條中每個環節都不愿意減少自己的利潤，那只能壓縮出廠價，讓廠家承擔降價損失。如果廠家拒不讓步，中間的利益驅動機制就不靈，藥就賣不動，受傷的還是廠家，所以很多廠家干脆選擇停產這種藥。

　　針對藥價虛高，國家發改委近年來先后29次分別降低某些藥物的藥價，但是百姓卻始終“沒感覺”，因為降價藥消失了，百姓吃的還是高價藥。

　　藥廠其實并沒有真的停產這種藥，而是換個名稱或改變劑量重新申請“新藥”，而“新藥”往往容易獲批，再以數倍于降價前的價格上市，等到社會反應強烈，價格部門再啟動降價手段，該藥就再來一次生命輪回……如此循環，藥價也呈螺旋式上升。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于明德會長指出，只要醫藥公司、醫院、醫生等各個環節利益均沾的潛規則不改變，虛高藥價就很難回歸到合理范圍。

　　以藥養醫是藥價需要的根源

　　朱幼棣，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著有《大國醫改》一書，剖析中國醫改。他在與鄭州藥交會同時同地舉行的第二十屆中國醫藥企業營銷高峰論壇上怒斥：“國際上，僅有20%的藥品經由醫院賣出，而中國80%的藥品由醫院賣出，中國醫院普遍存在以藥養醫現象，醫生成了最大的藥販子，為數千年來之未有！”是啊，希波克拉底、張仲景、李時珍都不是賣藥的啊，而他們的后裔卻不乏唯利是圖的藥販子！悲乎！根源在于“以藥養醫”的體制，體制才是“天價藥”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微博上，有醫生大倒苦水：“物價飛漲！但我當醫生15年了！掛號費還原地踏步！合理嗎？手術費十幾年沒變，合理嗎？各種診療費用永遠不變，合理嗎？我支持大幅降低藥費！但同時將這十幾年沒有變化的診療費用至少提高5倍！”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指出，目前中國絕大多數醫院是公立醫院，各級政府給公立醫院足額投入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投入普遍不足，只占醫院運營所需費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靠醫院自籌，然后自我發展，給自己發工資，所以允許醫院將藥品加價15%賣給患者，這才產生了“以藥養醫、以檢查養醫”的現象。“院長必須帶著醫生去掙錢，不然就要餓死。”

　　在世界各國，醫生作為高知群體，都是高收入人群，而在中國，醫生要實現高收入，必須付出良心、道德、名譽甚至違法的代價。

　　國家顯然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國務院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公室主任孫志剛在接受采訪

　　時說，上個世紀50年代，由于政府對醫院投入不足，當時實行了藥品加成政策，允許醫院進藥之后加價15%，然后再賣給患者。這個15%收益就用來彌補財政投入的不足。改革開放以后，政府沒有增加對醫院的投入，卻把醫院推向了市場，可以賺錢。醫院要創收，來錢最快的就是賣藥，因此，原來的藥品加成政策，逐步演變成以藥養醫的這種逐利機制。這種逐利機制，使公立醫院偏離了公益性的方向。導致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時老百姓也用了很多不該用的藥。

　　要想真正把虛高的藥價降下來，首先必須要讓藥品跟醫院的利益脫鉤，醫院不靠這15%的藥品加價生存，同時，政府對醫院要增加財政補貼，保障醫院健康運行。醫生的收入，財政負擔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更高的診療費用，體現醫生的價值，而診療費用則由國家通過醫保埋單。這樣，既能保障醫生利益，又能讓老百姓看得起病。這，或許是下一步醫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