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鈺接受記者采訪。

　　“我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昨天，“華裔神探”李昌鈺來到南京三江學院，作了一場題為“從世界名案看能力培養”的主題演講。

????當李昌鈺西裝革履、笑意盈盈地走進會場時，全場一片轟動，他微笑著與前三排的學生握手示意，“四年前我來過一次，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三江學院，以前聽過我演講的應該都畢業了，還有沒有留級的？”之后，他用幽默風趣的語言方式講述了自己追逐夢想的經歷，并點評了近期的一些社會熱點。

????他，語言幽默像個“老頑童”

????讓學生猜照片

????“誰說最帥的那個是我？過來，送你一個警徽！”

????在演講時，李昌鈺很注重與學生互動。他在播放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時，讓大家猜哪一個是他。“那個最帥的！”有同學小聲說。李昌鈺對著臺下的同學說：“誰說最帥的那個？過來，有獎勵。”于是，他把帶來的警徽送給同學。每回答一個問題，就送出一個警徽，現場同學很興奮。

　　笑稱得過很多獎

　　“我還得過和平獎，當時我很驚訝，搞錯了吧！”

　　李昌鈺說，自己的一生獲得了很多個獎，比較難忘的有幾個，一個是在中國臺灣，馬英九頒發的一個獎，好處是到動物園可以半價。還曾意外地獲得過和平獎、友誼獎，“當時我很驚訝，搞錯了吧！我跟和平有什么關系？后來組織方說，你得票最高，你為無辜冤枉的人講話，替不能說話的弱者講話，你應該得此獎”。

　　收到不少市民來信

　　“我對助手說，支票就留下，賬單寄回去！”

　　在美國擔任警政廳廳長時，李昌鈺經常會收到市民來信。每當一下子收到幾百封信件時，助手就問：“這些信怎么辦？”李昌鈺很淡定地說，拆開來看看，如果是支票就留下來，賬單寄回去！在李昌鈺退休后，當有重要案件破解不了時，舊時的朋友還會找上他，他通常雙手一攤說：“我已經金盆洗手，不干了！”

　　他，點評熱點，讓人耳目一新

　　點評南京銀行槍擊案

　　嫌犯能逃脫，可能有人在掩護他

　　有記者向李博士請教了他對南京16銀行槍擊案的看法。“我聽說過，但沒直接參與，也看過錄影帶，做了小小的分析，尤其這個人走路的速度，爬樓梯三級跳，很多人說他身體很好，練過武術，受過特殊的訓練，這只是按照圖片的分析。”他介紹在美國一般案件分為臨時起意的，比如突然起意去搶路上的人，還有就是有計劃的，南京這個案件就是有計劃的。“破一個案件通常從四個方面著手，物證，人證，資料庫，運氣。破案像一張桌子，有四個腳，缺一個腳都是不行的。”李博士認為運氣也是很重要的，沒有運氣就像缺一個腳，還是不行的。不能埋怨警方為什么今天還沒有破，明天還沒有破。有錄影帶，有物證，再去分析。“假如他經常換衣服，那他的衣服在哪里？假如知道他生活的場景，身上的煤灰、花粉啊，用這些去分析他可能居住的地方”。他強調，在分析之前要找到嫌犯的衣服，沒找到衣服就沒法分析。

　　關于坊間傳言這個劫匪很厲害，李博士說，“也不是說他很厲害，他可能是對社會懷恨在心。在美國有在校園里槍殺學生的，你能說他很厲害嗎？我們這邊有個連殺了18個人的黑人累犯，他就是笨頭笨腦的，不是那么厲害。有時候破案件，運氣還沒有到的時候，再怎么努力也不行，所以不能只怪警方怎么沒破案。”李博士稱，美國也有很多案件沒破。

　　“這個案件的問題在于有很多可能，嫌犯從長沙一路暢通跑到南京，然后又能逃脫，一方面說明他反偵查能力強，一方面也可能有人在掩護他。我們要做一個時間和地點的分析。他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火車、汽車還是飛機，要做一系列的分析。”

　　點評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神話”了刑偵，電影和真正的刑偵差別很大

　　在接受揚子晚報記者采訪時，李昌鈺講到自己小時候躲在被窩里偷偷看福爾摩斯等偵探小說的經歷。雖時隔多年，但是他對福爾摩斯書中的情節仍然記憶猶新。但是，李昌鈺說，福爾摩斯對刑偵工作進行了神化，雖然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但有很多部分是違背刑偵規律的。比如，在某一篇小說中，福爾摩斯在窗臺上發現一根毛，立即拿出放大鏡進行觀察，之后作出判斷：是黑猩猩，是母的，是從非洲來。李昌鈺說：“我們到現在也沒有這個本領，我只能告訴你那是黑猩猩的毛，也沒法告訴你它懷孕三個月了。”放大鏡只能把羽毛放大，是看不出來具體的組成元素的。

　　李昌鈺對揚子晚報記者說，福爾摩斯在破案時經常運用推理演繹邏輯，很少用歸納法，而現在的刑偵鑒識工作所用的化驗方式是多元化的。福爾摩斯用個放大鏡就能看到里面的元素，從科學的角度，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不可以，還有一部分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福爾摩斯從農夫家門口看到鵝的糞便，就判斷農夫家有7只鵝，7只是由什么決定的呢？不可能是幾堆糞便啊。”

　　但是李昌鈺對記者說，福爾摩斯中的很多偵查方法，對自己的工作很有啟發和幫助。李昌鈺說，福爾摩斯是一個抽象的人，書中涉及的物證也比較抽象，而自己是個有血有肉有感覺的人，不是每個案子都可以破案，而且破案時是一個團隊的打拼過程。

　　由于李昌鈺惜時如金，沒有什么時間用來娛樂，所以每年只會陪妻子看一場電影，他們都是看偵探電影。李昌鈺說：“我坐到電影院不到五分鐘十分鐘，就大概知道結局是什么了。太太說不可能，然后到最后電影結束時，發現果然如自己判斷的那般。”

　　李昌鈺對記者說，現實中的自己與電影和小說中的刑偵工作差別很大，很多年不能偵破一個案子的事情時有發生，而一小時破案的事情只會發生在電影中。

　　“電視劇中的偵探主角可以僅憑一根頭發斷定兇手是誰，并在很短的時間找到本人，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李昌鈺說，通過頭發是不足以找到兇手的，還要找出更多的證據才可以。

　　李神探帶我們重溫經典案件

　　肯尼迪總統遇刺案

　　大偵探也有“不知道”的時候

　　李昌鈺雖然是聞名世界的大偵探，但在昨天的采訪中，他說自己也有“不知道”的時候，這個讓他也為難的“不知道”，就是著名的肯尼迪總統遇刺案件。

　　李昌鈺介紹說，后來他受邀參與了肯尼迪案件的重新調查。在調查中，他提出了對射殺肯尼迪的那顆子彈進行DNA鑒定，根據上邊的DNA來確定子彈到底從誰的身體里經過了，但檢驗的結果令人失望，因為那顆子彈上有很多人的DNA，唯獨沒有肯尼迪的DNA，也沒有康納利的DNA。原來，當年那顆子彈從現場被收集后，就被刑偵人員用牙刷刷得干干凈凈裝進塑料袋里。由于此重要的缺失，導致真相永遠難以浮出水面。

　　店主離奇被殺案

　　一個血手印破了一個兇殺案

　　對于記憶中印象深刻的案子，李昌鈺講到了地毯店店主的離奇被殺案。有一個地毯店的老板總在固定時間下班，有一天到很晚他依然沒有回家也沒有消息，他妻子便跑到店里找丈夫，發現丈夫赤身裸體臉朝下趴在血泊里，正在驚嚇之時，妻子被人從后腦勺一悶棍打昏在地，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丈夫身邊，于是打電話報警。在等待警察來的過程中，妻子整理了衣服，并進行補妝、涂抹口紅。警察看到丈夫死在旁邊，而妻子竟然在涂口紅，覺得不合情理。

　　嫌疑人(妻子)為了洗脫嫌疑，便找到紐約州總法醫巴頓求助，巴頓先生看了現場后，也沒發現什么特別有價值的線索。于是尋求李昌鈺幫助。從現場拍攝的照片中，李昌鈺一下子就看出來了死者背部大大的血手印，就是這個血手印，對獲取案件真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現場發現的另一個證據，為警方指明了方向，那是一個避孕套的包裝盒。死者旁邊怎么會有避孕套的包裝盒呢？調查后發現，死者當天借口辦事，實際上去了一個gaybar，翻譯成中文就是同性戀酒吧，“用國內的話講，我后來學會的，就是去找鴨子去了。”至此，案件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