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證難問題并不僅僅令刑辯律師頭疼。徽商律師事務所主任吳正林向半月談記者反映，在非訴訟案件中，一些部門要求律師必須出示法院立案通知書等證明文件，才允許律師查閱、調取相關信息。

　　而按照律師法規定，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律師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他向合肥市房產、土地等部門提出查閱信息的申請時，曾多次遇到類似情況，導致取證過程非常艱難。

　　除了

“老三難”，“民告官”的行政訴訟類案件立案難的問題也非個別。遇到這種情況，律師只能逐級申訴上訪，法院信訪部門則逐級下轉，大部分案件都是不了了之、石沉大海。

　　律師困境凸顯司法糾結，理順公私權關系仍需制度層面持續發力

　　安徽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副處長、省律師協會副秘書長余錫文認為，隨著我國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律師作用越來越凸顯。律師參與領域不斷增多，律師執業過程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時間段明顯增加，律師閱卷范圍增加的同時，對其閱卷、調查取證等限制逐漸減少。總的來看，律師執業權益得到保障的趨勢是逐漸增強的。

　　盡管如此，近年來的一些案件中，律師被侵權的案例仍層出不窮。有的地方法院領導的一句話，就可以取消律師本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有的法院不允許律師帶電腦出庭，直接影響律師辯護質量。

　　余錫文認為，律師權益保障難題成為頑疾，其背后凸顯的是公權力膨脹以及對私權的侵蝕。律師大多數情況下代表的是私權，在中國對公民的私權保護逐漸完善的大趨勢下，公權力行使者應學會善待私權、善待律師。

　　安徽省律師協會通過抽檢近5年全省法院、律所1365件刑事案件進行統計、測算，形成了《安徽律師刑事辯護執業狀況調查與反思》報告。報告中建議，應當廢止與律師法相沖突的一些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某些地區偵查機關妨礙律師行使權利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部門內部的規定。在法律效力上，這些規定肯定低于律師法，但實踐中，卻被部分司法人員當做擋箭牌。

　　王亞林建議，應當完善救濟制度，引入程序性制裁理念。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中只規定了律師的權利，對于權利遭侵害時所應得到的救濟卻只字未提。所謂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檢察官、法官等違反法律程序所應當承受的一種程序性法律后果。

　　這種后果就是其訴訟行為被宣告無效，受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直接影響的證據、起訴、判決、羈押命令等全部失去法律效力。“這種制裁措施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震懾力是相當大的，無疑能夠有力保障律師和當事人權利。”(記者 程士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