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二萬人表態認領，到今天僅十二名孤兒被收養"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留下630名孤兒。彼時有數萬熱心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收養意愿。但4年過去，僅有1%的孤兒被收養。"

　　"618名孤兒，正和一起遭受了不幸的同伴，經歷他們的獨特青春。這個減法算式的答案，也許要等他們成年以后，才會獲得。"

　　630-12=618。20000-12=？

　　“630

”，是汶川地震罹難者遺孤的數字。這個數字在震后的三年間隨著統計的深入和更新，一直在變化。2008年6月9日，四川省公布地震孤兒數量共1019名。但到2009年4月底，這一數字大幅減少到630人。

　　“12”，是過去四年間，630名孩子中被成功收養的數字。這個數字由四川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趙汝鵬提供。其中兩人被海外收養。

　　“618”，是現在生活在福利院、養老院以及和親屬生活在一起的地震孤兒的數字。

　　“20000”是一個約數。是大地震后半個多月里，致電四川省民政廳“地震失散兒童收養咨詢熱線”，表達收養意愿的個人和家庭的數字。這個數字也一直在變化。地震后兩個多月，這個數字變成了“數千”。四年之后，這個數字變成了零。

　　“？”，就是這兩組簡單減法的答案所在。也是地震后國人慈善熱情經歷復雜嬗變的一個寫照。當初的熱心人士去哪了？618個孩子現在過得怎么樣？

　　“家庭”是一個禁止提及的詞語

　　封閉的空城北川仍凝固著四年前坍塌的瞬間，幸存的孩子們卻在四年間悄然長大了。

　　5月11日清晨，北川地震紀念碑前，19名穿著統一白色校服的孩子。這些10到17歲的孩子們一語不發，安靜地燒香、鞠躬、哭泣，涼風吹動著他們胸前的白色紙花。一片瓦礫堆被蔥蔥郁郁的爬山虎覆蓋了，幾棵杉樹也將黃綠色的枝條，伸進了損毀傾斜的危樓里。

　　這些孩子們都來自北川，北川卻不再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家如今在成都市雙流縣“安康家園”——全國規模最大的災區孤困兒童集中安置基地。這里最多曾聚集了712個災區孤困兒童，至今仍有575名孩子在此生活。

　　2008年5月18日，由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倡議，日照鋼鐵集團捐資建設的安康家園在山東日照市誕生。安康家園首任園長、天津師范大學教師齊建新至今記得，火車將七百名孩子送至日照時，有的孩子身上滿是疥瘡，眼睛則是呆滯的，小的孩子哭著要媽媽，大的孩子整晚做噩夢，有的還患上了嚴重抑郁癥并試圖割腕自殺。一次停電，孩子們以為再次地震，尖叫著從樓里跑出來，穿著單衣站在風里瑟瑟發抖。

　　2009年9月，孩子們和安康家園一道，遷回成都雙流縣。

　　2012年5月11日是孩子們四年來第一次重返北川。安康家園園長胡源忠特意把這個日子提前了一天，希望避開人流，好讓孩子們能安靜祭奠親人并面對往日記憶。“孩子們大了，得學著接受痛苦的過去，還有漫長的未來。”

　　安康家園里，接近一半孩子是震后孤兒童，另一半孩子則是震前孤兒或單親特困兒童。為了區別于孤兒院，安康家園聘請了百余位專職的生活老師——“安康媽媽”，每一名“媽媽”專門負責2至10名孩子的生活起居。

　　安康家園實行封閉式教育，安康媽媽和孩子必須24小時呆在一起。早晨6點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課，晚上9點熄燈，一切行動都以集體為單位。這個生活節奏將一直持續到讀完高中。

　　對于安康媽媽來說，“家庭”是一個禁止提及的詞語——她們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響孩子的心理，也從不將自己的孩子帶到學校。

　　“讓我挑幾個孩子走”

　　療傷，讓生理上的以及心理上的傷口慢慢愈合，是安康家園工作的主題之一。

　　做了17年代課老師的付小鳳辭掉工作，來到安康家園照顧孩子。她發覺這些孩子敏感、多疑，處處豎起全身的刺來保護自己。剛開園時，會有很多人前來尋找自己失散的孩子，也陸續有數十個孩子被接走。剩余的孩子平日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望著大門口，期盼有熟悉的身影出現。

　　付小鳳覺得只有那時，孩子的眼睛才“閃著光”。幾個月后，那些光慢慢隱退了。這群孩子最終都知道父母不會再回來。他們開始逐漸熟悉并試圖接納新的家。

　　當時，一方面社會輿論都期待著這些孤兒融進大江南北那些充滿愛心的家庭，另一方面，地震剛發生的那幾個月里，很多社會愛心人士都想要領養孩子。2012年5月15日，綿陽市民政局救災救濟福利科科長楊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地震后，數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好心人打進電話，表示愿意收養地震孤兒。報名的人太多，無法登記，只能將話筒拿起來放在桌上，不再接聽。雖然報名的人很多，但很多人聽說只有病殘兒童可以領養，很快就掛了電話。

　　胡源忠跟南方周末記者提及過一個細節：一個渾身名牌、暴發戶模樣的中年女子甚至闖進了胡源忠的辦公室，舉著自己的存折、護照及金燦燦的名表在他眼前晃，“讓我挑幾個孩子帶走”。

　　“監護人和孩子都不愿意，他們更信任國家；很多領養者的‘挑選’，也會讓剩余的孩子感覺再一次被遺棄。”胡源忠和同事們考慮很久，全部拒絕了。

　　位于距綿陽城區70公里的梓潼縣兒童福利院，在地震后最初的幾年里，也上演過孤兒“被挑選”的戲碼。這個福利院接收到災區暫時孤兒41名，其中安縣曉壩鎮小學24名學生，后陸續被父母逐一認領；北川暫時孤兒17名，其中2名被自己的親人接回，另有5名送去山東日照學習。2009年后確認孤兒身份的10名，年齡從4個月到16歲不等，基本上都帶有自帶疾病或先天性殘疾，比如癲癇病、肌肉萎縮癥、先天性心臟病等。

　　其中，只有三個孩子能說出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孩子或是太小，或是不能說話，也就丟失自己的本名。福利院只能根據孩子送來的地方給他們取名，從北川送來的就姓白，從安縣送過來的就姓安。

　　地震孤兒在此受到了悉心照顧。睡床上，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來，床邊釘了四根木條，擔心孩子的皮膚被碰傷，又將木條改成了柔軟的紗布條。

　　院長張萍說，這些孩子身體不好，院里專門請營養專家設計了菜譜。地震后，政府對兒童福利院加大了投入，還撥出資金加固了房子。社會各界對孩子們也非常關心，不斷有志愿者帶著玩具來探望。

　　起初，張萍曾對收養者還有期待。但她最煩惱的是，陸續有人前來打聽，想要收養一個孤兒，但看見剩下的孩子都帶有殘疾或先天性疾病，都失望地搖搖頭，說句抱歉就走了。

　　后來，福利院不勝其擾，決定凡是想要領養的人都不能再見這些孩子，“避免給孩子二次受害”。

　　如今，院里10名孤兒只有2人被收養。6歲的馬小琴，經過手術后，先天性心臟病大為好轉，在2012年5月初被美國的一戶家庭收養。保育員羅輝莉說：“那個美國家庭人很好，很富裕，也不介意馬小琴有病。”

　　4歲半的安濤，也在2012年5月被荷蘭的一戶人家收養。

　　談到其余的無人收養的孤兒，胡源忠坦言，他已經不抱期待，他們更愿意將安康家園建成一個大家庭，“要讓他們成為國家的孩子”。

　　上法庭搶孤兒

　　潛在的收養者從最初的兩萬多變為數千，再到實際成功的10個（減去國外的兩例），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收養者愛心的退潮以及收養時因粗魯遭到拒絕。

　　親情、利益始終糾纏在孤兒的收養和認領過程，難以分辨。

　　2008年6月，民政部與四川省政府出臺了《關于汶川大地震四川省“三孤”人員救助安置的意見》，成為針對性的收養準則，親屬優先被重點提及，孤兒首先滿足有監護能力親屬監護撫養的意愿；親屬有監護意愿，但生活困難、撫養能力不足的，應當給予必要的生活保障，確保孤兒盡可能在熟悉的家庭環境成長。

　　收養法還規定，收養還必須征求10周歲以上被收養人的意愿。事實上，大多數年滿10周歲的孤兒也不愿意接受一對全新的父母。綿陽市一個11歲男孩目前在對口支援省山東復課，他拒絕了數個家庭的好意。綿竹一名10歲女孩則堅決不愿離開唯一在世的奶奶，盡管連老人也希望孫女“找個好歸宿”。

　　一位重災區民政官員曾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當地地震孤兒的助養金平均一年為八九千元，在農村，這頂得上全家四口人一年的土地收入。這是絕大多數孤兒親屬不愿送養的重要原因，甚至為爭奪孤兒收養權，2008年8月28日，成都一個孤兒的親屬還鬧上了法庭。

　　2009年7日，四川省民政廳廳長黃明全在汶川特大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新聞發布會上說，之所以這些孤兒被收養得少，一是多數孤兒有自己的親人，孩子不愿離開親人，親人也希望能監護孩子。二是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孤兒的關心和關愛，也可以讓孤兒在自己的故鄉生活得很好。

　　2008年9月，北川縣民政局社會事務股股長李成龍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整個北川有兩百多名孤兒，99%的親屬不愿放棄撫養權，工作人員到基層登記情況時，發現一些孤兒家里只剩年逾七旬的爺爺奶奶，生活困難，他們試圖建議送養，無不被一口回絕。

　　張和源，10歲，四川省北川縣陳家壩鄉人，癲癇癥患者。父母還健在時，勉強能掙點錢維持他的治療。地震后，小和源成了孤兒，病情也開始加重，每年治病都要花費數萬。

　　張和源和15歲的姐姐張瀟由年過60的爺爺奶奶領回了家，靠著種地養活四口人。

　　也曾有人想要收養張和源，但他的癲癇癥讓好心人都望而卻步。爺爺張明誼不愿意將孫子交給外人，“自家孩子，再苦再累也要養活他。”

　　“希望國家照顧好孩子”

　　生活在安康家園以及兒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注定要在這個集體家庭成長并度過自己的青春期了。

　　占地六千多平方米的安康家園，最終成了數百名孩子的精神家園及避風港灣。直至高中畢業，他們都將居住在此。孩子們將其稱為家而非宿舍，將放學稱為回家。每一間屋子的大門上，都用彩色紙條寫著孩子們給自己家的命名：歡樂谷、聚樂園、仕雅居、囡夢蜀小筑……

　　做了18年特警的胡源忠，將軍事化的管理模式植入了學校：孩子們被要求統一作息、統一著裝，每月能領60元零花錢，收到的禮物必須先行上交。為了保障安全，無論是小學生還是高中生，均不能單獨外出，必須在安康媽媽的陪同下才能離開，時間也限定在兩小時以內。

　　付小鳳很高興孩子們學會了對自己發脾氣，一些年幼的孩子學會叫媽媽，年長的孩子則開玩笑地稱她“胖媽”。閑暇時，孩子們靠在她肩旁扯白頭發，或是猛地將她的頭發弄亂，躲在一旁哈哈大笑。

　　每年過年，胡源忠的辦公桌上，總會擺滿孩子從老家捧回來的花椒、核桃。

　　2010年6月，經過5天評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專家得出結論：在“安康家園”生活的孩子心理障礙總檢出率明顯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如今，偶爾也有探望的愛心人士提出收養的請求，胡源忠總是擺擺手笑著說：“孩子有很多媽媽，在這里過得很好。”

　　付小鳳心里仍有擔憂——地震所留下來的“怕”，雖然不再是顯著的存在，卻作為一種生存癥候在孩子的身體和內心中潛伏下來。

　　付小鳳自己的孩子犯錯了，總會在旁邊撒嬌，而安康家園的孩子不會如此，他們總是站在原地，盯著地板，滿心膽怯地等待懲罰；他們也學會了察言觀色，捕捉大人的每一個反應并努力吸引大人們的注意。

　　關于地震，幾乎是安康家園里的禁忌話題。孩子心照不宣地對4年前的那一天閉口不提，媽媽們也從不主動詢問孩子在地震時的經歷。只是偶爾，地震的一些記憶會在平靜的生活中突然涌現，刺痛孩子們未脫稚氣的心。

　　付小鳳也很少看到孩子哭。僅有的一次，是在2011年9月。有個孩子告訴她：“阿姨，張嵐說她的爸爸媽媽找到了。”

　　付小鳳很驚訝，去問孩子。原來孩子的家鄉退耕還林，推土機將她父母的遺骸翻了出來。9歲的張嵐哭花了臉：“阿姨，我找的是他們的骨頭，我們把爸爸媽媽的骨頭撿起來，還給他們辦了葬禮，我和姐姐頭上還包了白帕子。”

　　孩子邊說邊哭。付小鳳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在一旁紅了眼眶。

　　2011年12月，安康媽媽苑愛英負責照顧的一個孩子——17歲的男孩張琳突然從安康家園離開，杳無音訊。直到2012年3月8日，她才收到了孩子的節日祝福。張琳告訴她，自己在成都新成立的富士康打工去了，每個月能賺三千塊錢。

　　他告訴苑媽媽：“我長大了，在安康家園呆不慣。”

　　讓安康媽媽陳安新最擔憂的，是一個叫王軍的孩子。他在地震中沒了母親，貧困的父親將他送入了安康家園。一年前，父親再娶。兒子感到憤怒與失落——他忘不了母親，也害怕被拋棄。

　　這個14歲的孩子最終選擇了不告而別，在街頭流浪了一個星期。

　　胡源忠正計劃請老師來，教孩子一些法律方面的問題，特別是繼承法。這源于2008年的一場風波，當時一個孩子的父親在地震中遇難，母親也在兩個月后的車禍中去世。綿陽賓館里，住滿了父母雙方的親戚——雙方為爭奪孩子的監護權以及其父母留下的遺產，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動起手來。

　　這正是安康家園的老師最操心的問題：有一天這些孩子總會離開家園，他們又是否重回陷入貧困或是無人知曉的境地？

　　每年春節，付小鳳都會打電話通知家屬，將孩子領回家過年。今年，9歲的郭斌的家里遲遲無人接電話，好不容易接通，傳來了孩子奶奶的聲音。孩子奶奶告訴付小鳳，自己在床上已躺了兩個多月，現在已無法進食了。

　　話筒那邊傳來老人虛弱的聲音：“付老師，如果我不在了，希望國家照顧好孩子……”